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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3 02:40:48

                                                        相对地说,人文与社会研究的园地内,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我们必须设法懂得科学文化的内情,才能使这个已在主宰我们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再为我们制造不可知的灾害。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诸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人类既生活内容丰富,个人却又不免有无可奈何的无力感。每个人都在蒙受科技文明发展的影响,人人不能再自外于科技文明,不能不寻求对科技文明的了解。

                                                        长期以来的多项研究表明,多种疫苗对肥胖成年人的效力不如非肥胖群体,这包括针对病毒性流感的疫苗和乙肝疫苗,也包括由其他致病生物引起的破伤风和狂犬病疫苗。

                                                        科学研究是否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去年发表一篇专论《美与物理学》(《廿一世纪》,1997年4月号),他比较两位物理学家狄拉克(P. Dirac)与海森堡的研究风格,将前者的简洁清晰比作“秋水文章不染尘”,而且借用唐代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中“出”与“性灵”来形容狄拉克直指奥秘的灵感。杨先生的文章甚似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借喻的手法,真是将文学的欣赏引进了科学。杨先生又指出,狄拉克的灵感来自他对于数学美的直觉欣赏,海森堡的灵感则来自他对实验结果与唯象理论的认识。他更指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最后,杨先生将物理学的浓缩性与包罗万象的特色,借用诗人布菜克(W.Bake)的诗句(陈之藩先生译句):

                                                        陈某称,妻子平日性格较为内向,自己根据妻子的朋友圈状况推测妻子可能有产前抑郁的症状。陈某还称,在妻子怀孕期间,他曾多次摸过妻子肚子,“鼓鼓的”。

                                                        科学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样的敏感,警觉于科学研究是否充分地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有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审察科学家的作为及其思想渊源。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其变化与社会的制约。例如:牛顿的绝对真理及其自然律的观念,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源头。但是,牛顿这样的宇宙观,却又与其基督教神学的真神及神律有密切的关系。又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石,但是,社会进化论者将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一一都经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学理论,进行其灭种灭族的罪行!

                                                        这一比喻,其实是佛教须弥芥子、永恒刹那的翻版。杨先生对于物理学的欣赏,已由数学进入哲学。我们也未尝不能由此延伸,将数学与哲学也比喻为相叠的叶片,有其同根同源之处。人文与科学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两者都是人类心智中分离而又叠合的两个园地。

                                                        到真正不误的考察?最近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指陈了分形之无限,则无限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以有限的管窥推衍无限的意义?在信息科学渐渐发达的工程中,科学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迷糊逻辑( Fuzzy Logic)的出现则指陈了人类思维中并不理性的部分。

                                                        同样的反省,也见于社会学科的园地。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史学,深受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诸人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不同的理论;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则是指陈了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的了解与阐释,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行为,受其社会地位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此观念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于“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绝对的,则相对的理性又如何能是万世永恒?

                                                        这一严峻的怀疑,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出现的文化系统论而同步展开。由欧洲历史发展的“现代世界”,植基于其时代以来的“理性"”信念。战后世界各地的接触较前频繁,许多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不同。诸种文化的接触与冲击,使犹太教、碁督教、伊斯兰教系统的宇宙观,不再视为当然。今天“现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说服力,“后现代”的种种观念与理论,其实是对于“现代”两字所代表意义的批判与反诘。这一浪潮的冲击力量十分巨大,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方面有其影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对过去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对主义已经大张旗鼓,将五十年前其时的理性主义压得不能翻身。